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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文明养成注入法治养料

发布时间 : 2019-12-02 10:09:57 阅读量:4763

作者:柏杨

最近,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《嘉兴市促进文明行为条例》。人们普遍不喜欢的不文明行为,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争座位和“低着头”过马路,都包括在治理范围内。事实上,深圳、青岛、厦门等许多国内城市都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文明行为的法律法规。北京等城市也在征求公众意见,以促进文明行为。管理不文明行为的立法已成为普遍做法。在立法过程中,许多城市利用网络渠道进行网上调查,充分吸收公众对城市文明的意见,相当真诚和鼓舞人心。

虽然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,但很明显,通过立法“触及”治理问题已成为共识。仅仅通过控制和公众批评来对待不文明行为的模式正在变成“过去式”。治理不同于单一控制,这意味着更好地利用行政资源。用“看得见的手”来辨别隐藏在人群中的不文明行为并不容易。毕竟,政府部门的执法活动往往需要使用稀缺的行政资源,成本也不低。此外,仅仅依靠监管将简化处理不文明行为的方法,这将不可避免地是“一阵风”或“肤浅的”。

促进文明行为的国内立法的一个显著共同特征是强调鼓励和支持、保护和促进。作为一个提倡文明行为的城市,它不会停留在规范、倡导和惩罚的层面。虽然仁者没有计划,但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仁者无忧无虑。这些做法摒弃了过去用来促进文明行为的“奖励或惩罚”方法。由此可见,虽然不同地方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,但毫无疑问,所有地方都把建立长期机制和建设系统工程放在首位。这方面有许多创新。例如,嘉兴规定政府部门应该优先帮助生活困难的先进文明人。另一方面,北京正在探索建立“文明行为激励和反馈系统”。文明人可以获得各种福利,如奖励积分、住房和医疗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的优惠待遇。

这意味着制度创新对一项立法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政府部门、医疗机构、金融机构和公共服务企业都参与其中,需要加强总体安排才能有效。然而,要实现良好的法治和善治,就必须打破“信息孤岛”,促进文明行为信息的共享,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治理的数字化,并逐步进行安排。此外,各地在制定促进文明行为的法律法规时,要做好与法律法规的衔接和融合工作。正如专家们提醒的那样,法律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促进道德的工具。社会生活的广泛道德化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,因此有必要把握立法的自由裁量权和平衡。有必要从落地的角度推导出哪个系统设计是合理可行的,才能真正让不文明行为的治理“落地开花”。(柏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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